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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
　　——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2011畢業典禮上的演講
　　同學們：
　　我很高興接受錢穎一院長的邀請，來參加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畢業典禮，向2011屆的同學們表示祝賀。
　　我今天想講的題目，是“畢業以后”。為什么要講這個題目？是因為參加同學們的畢業典禮，使我仿佛回到了多年前我從復旦大學畢業的時候，回憶起畢業以后的經歷。在這個典禮上，我愿意和同學們分享自己在走上工作崗位以后，如何在師友幫助之下努力求索的切身體驗，希望對大家有所啟發。

               真相使我陷入來了信仰和信心的深刻危機

畢業，意味著完成學業準備，邁步走向社會。在這個新生活的起點上，大概每一個人都會對未來生活有一番想望，對今后的人生充滿了期待。特別是從清華這樣的著名大學畢業，學的又是經世濟民的本領，同學們更會覺得前面即使不是金光大道，也會是廣闊天地。然而進入社會以后，可能不少人卻會發現，現實生活和原來的向往有很大的差別，事情的發展并不像想象得那樣順利，于是就會產生苦悶彷徨的心境。胡適先生在1932年6月的北大畢業典禮上說，青年人在遇到這種情形時可能發生的“墮落”，大約有兩類：第一是拋棄學生時代的求知欲望；第二是拋棄學生時代理想的人生追求。防止出現這兩類“墮落”，顯然是決定人生去向的大問題，值得為此深思。 
    我是在61年前的1950年在南京的一所教會大學——金陵大學開始自己的大學生活的。兩年后，全國高等學校院系大調整，我轉到上海的復旦大學就讀。從那時開始，經濟學教材都換成了蘇聯教科書。再往后兩年受到的全部經濟學教育，是要我們相信，只要學習蘇聯的榜樣，建立起政府集中管理的計劃經濟，中國很快就能成為一個繁榮富強的工業強國。用當時的說法，叫做“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1954年我從復旦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在上海到北京的火車上，我們分配去中央單位的復旦畢業生坐滿了半節車廂。那時，我們一路高歌，為理想即將實現而感到豪情滿懷。 
    然而，進上工作崗位，接觸現實經濟以后，我卻發現，實際情況和教科書上講的并不相同。特別是1956年建立起蘇聯式的計劃經濟體制后，“管得過多，統得過死”的低效體制問題顯露出來。不過，在50年代末，我仍然深信，只要按照既定方針，就能超越蘇聯所取得的成就，創造人間奇跡。但是事與愿違，“大躍進”反而導致了生產大幅度下降和大饑荒的發生。之后又發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中國的經濟社會瀕于崩潰的邊緣。 
    在1968-1972年期間，我們經濟所的全體人員下放到位于河南信陽專區的“五七干校”勞動鍛煉。正是在這一時期，我的思想發生了畢業之后的重大轉折。我們干校所在的河南信陽專區是“大躍進”的重災區。據官方報告，在1959-1962年的大饑荒中，總人口800萬人的信陽專區餓死了100多萬人。對照過去信以為真的理論和口號，真相使我陷入了信仰和信心的深刻危機。 

                                不要在“逍遙”中浪費時光
    我最幸運的，是在這一時期受到了干校難友顧準的幫助和啟發，精神危機促成了我的一次重大思想轉變。顧準是一位杰出的經濟學家，中國最早的會計學教科書的作者，也是偉大的愛國者，是一位從青年時代起就參加共產主義運動的老革命家。他獨立思想、桀驁不馴的性格卻不能見容于體制，所以被兩次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干校期間，顧準帶領我從研究世界經濟史、宗教史、文化史、政治史入手，追問和分析中國為什么會出現“文化大革命”這種倒行逆施現象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根源。在他已被確診為肺癌晚期，自覺時日無多，跟我作最后的長談時，仍然反復地叮囑我，不要在“逍遙”中浪費時光，一定要抓緊研究，以便在時機到來時，拿得出東西來報效國家。 
    這種時機果然在1976年到來了。“四人幫”被逮捕、“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顧準所倡導的對舊體制的深刻批判，對形成變革的共識起了十分積極的作用。當我們這些經濟學者認識到自己掌握的經濟學知識完全無法滿足建設新體制的需要時，并沒有采取固步自封和自暴自棄的態度，而是掀起重新學習經濟學的熱潮。經濟研究所的許多研究人員參加了英語和經濟數學補習班。從1980年夏季到1981年夏季的一年中，經濟所連續舉辦了“數量經濟學”“國外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等講習班，邀請海外知名經濟學家講授現代經濟學。那年我正好50歲。 
    我在重新學習經濟學時，又幸運地得到不少國外經濟學家的幫助。其中，一些和我有大致相同的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背景的“過來人”，像波蘭的布魯斯，特別是匈牙利的科爾奈，對我的幫助最大。我在1979年第一次出國參加國際經濟學會圓桌會議時結識了科爾奈。雖然當時還聽不大懂他的全套理論，但他在會上同蘇聯代表團團長哈恰圖羅夫院士關于計劃經濟中短缺現象的激烈辯論，還是給了我深刻的印象。從那次會議以后，我和科爾奈成為朋友。學習他的著作，不只是了解他的經濟學觀點，例如他對計劃經濟中短缺現象的精湛分析；重要的是，他使我認識到，過去我們習用的從馬、恩、列、斯、毛的引文出發“注經解經”的做法必須改變。作為經濟學人，必須堅持以實踐檢驗理論的求實精神，也就是實事求是的道德準則。這是我的思想在大學畢業后的第二次重大轉變。 
    真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由于認真的努力，中國在8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了一批既掌握現代經濟學理論，又熟悉中國實際情況，并具有組織執行能力的經濟學者。經濟學家積極地參與改革方案的設計和實施，使中國市場經濟制度建設推進得比較順利。有目共睹的事實是，市場導向的改革大大加快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到2010年，中國的GDP總量已經躍升到世界第二位。

                  既不拋棄理想，又不拋棄求知欲望
    回顧我大學畢業后五十多年的經歷，我感到，在現實與理想產生距離之時，學會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維方法，堅守實事求是的道德準則，是促使我不斷探索經濟學的真理和尋求中國改革的道路的兩個根本動因。當我回首往事的時候，我為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關鍵時刻受到具有良知的師長的指點感到幸運；同時，我也為自己能夠堅持不懈的努力，既不拋棄理想，又不拋棄求知欲望而感到慶幸。今天分享我的這些轉折和求索的經歷，惟希望同學們能夠堅持真理而非教條，努力思考而非盲從，這樣才能在現實世界中保持理想，不斷進步。 
    同學們即將走出清華，開始新的生活。在我看來，中國目前建立的市場經濟制度，還是一種具有過渡性質和有待完善的體制。你們所要面對的中國經濟，在未來有可能出現各種復雜的變數。這是你們今天在畢業這個人生的關節時點上，應該有所預期和準備的。 
    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大多數中國的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家達成的共識是，改革的階段性目標是建立類似于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國家“二戰”后建立的那種“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不過，由于改革前計劃經濟的歷史背景，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體制較之日本等國，政府主導的色彩更重。在這種體制下，政府過多的干預和一些大企業繼續保持壟斷地位，都使市場難以在資源配置中真正發揮基礎性作用。 
    根據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包括這些東亞國家后來的經驗，這種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通過進一步的改革，提升為建立在規則基礎之上的市場經濟，即“基于法治的市場經濟”。否則，一些長期困擾我們的問題，例如浪費資源、破壞環境和造成宏觀經濟波動的粗放發展方式難于轉型，權力尋租的腐敗行為蔓延滋長等，也都很難得到遏制。如果說中國迄今經濟發展的成績是基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的話，那么今后的成功，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從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邁向基于法治的市場經濟的改革。而這一轉變以及與之相關聯的社會轉型，都沒有現成答案可以依循。這是我們國家未來面臨的難題，也正是擺在同學們面前、需要大家去攻克的課題。 
    可以預計，在座諸君未來的行程不大可能總是一帆風順，你們肩上的擔子也不會比我們這一代人更為輕松。我希望同學們在遇到困難和障礙的時候，一定不要懈怠觀望，不要喪失信心，不要放棄自己的人生追求。要運用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維方法，要堅守實事求是的道德準則，迎難而上，靠努力贏得進步。 
    最后，我祝愿清華經管學院的畢業生們，在關系人民福祉和民族興盛的偉大事業中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